苏定方，名烈，字定方，以字行，是唐初声名显赫、军功卓著的大将。然而，现存《旧唐书》、《新唐书》苏定方本传却多有疑点[1]，关于苏氏的墓志铭文等相关的金石资料至今未见面世[2]，对苏定方其人事迹的研究亦未引起学界更多的注意，仅有的研究成果似乎还有进一步商榷探讨的必要[3]。鉴于此，本稿即对苏定方的生年，苏定方与朝鲜半岛关联事迹，苏定方之死诸问题提出质疑，并试作考论。

    一、苏定方的生年考辨

    有关苏定方的生年问题，或许人们认为其无关紧要，历来就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然而，探讨七世纪中叶唐与朝鲜半岛的关系，此却是一个不可以回避的问题。因为按照现存史书的记载，苏定方乾封二年（667）去世，享年76岁。就是说，显庆5年（660）苏定方渡海联合新罗征伐百济，龙朔元年（661）征伐高句丽时已年届古稀。当时的航海条件，长达数旬变换叵测的海上行程，对于一个高龄长者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件艰难的事情。虽然，李勣668年出征高句丽时也已超过七十岁，但与苏定方相比，李勣所率唐军是经过辽东陆路进发高句丽，其旅途条件差异很大。可以想象，陆路可能的一系列保护措施，相信对于作为唐高宗赋予重任、德高望重的唐军最高统帅，一个七十余岁的老者，不可能不做到周到齐备，这当然不能和苏定方所面对的艰难恶劣海上旅程相提并论。以此之故，笔者对苏定方的生年问题一直存有疑问。下面就先对苏定方的生年问题作以探讨。

    关于苏定方的生年问题，现存最完整的史料于《旧唐书》、《新唐书》苏定方本传。不妨先征引上述史书有关部分如下，

    《旧唐书》卷83《苏定方传》载云：

    苏定方，冀州武邑人也。父邕，大业末，率乡闾数千人为本郡讨贼。定方骁悍多力，胆气绝伦，年十余岁，随父讨捕，先登陷阵。父卒，郡守又令定方领兵，破贼首张&#63754；称于郡南，手斩金称。又破杨公卿于郡西，追奔二十余里，杀获甚众，乡党赖之。……。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

    《新唐书》卷111《苏定方传》曰：

    苏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武邑人，后徙始平。父邕，当隋季，率里中数千人为本郡讨贼。定方骁悍有气决，年十五，从父战，数先登陷阵。邕卒，代领其众，破巨贼张金称，杨公卿，追北数十里，自是贼不舍境，乡党赖之。……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

    按：乾封是唐高宗年号，乾封二年即公元667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辞海》诸书依上引记载，考定苏氏生于公元592年[4]。如果不作深入细致的考察，此似乎没有什么不妥。但是，仔细检讨上引资料，就会使人产生一系列疑惑。需要说明的是，《新唐书》苏定方传因编撰体例所限，文字较为简洁，也增加了一些《旧唐书》未载之内容。只是苏定方传开头(如上引)，似未有明显的增益，基本上延用旧传。无疑，探讨此问题，《新唐书》、《旧唐书》的记录可作互证。

    “大业末”(《新唐书》作“隋季”)，苏定方的父亲苏邕率乡闾数千人为本郡讨贼。“大业”是隋炀帝的年号，共有14年(605～618)。按一般观念推算，大业末至少应从大业十年算起[5]。假若这种推定不错的话，以上引资料为基准计算，此时苏氏的年龄应是22岁，而非上述的“十余岁”或“十五岁”。两相比较，其相差多达七年以上。如果向前推七年，当是大业三年(607)，当时正是隋朝的鼎盛期，所谓的“贼”还不可能出现，也不会有苏邕率大队人马讨贼的事件发生。显然，上引苏定方本传的记载是自相矛盾的。另外，苏定方乾封二年死亡似是可以认定的[6]。鉴于此，不妨首先搞清楚隋末“贼”何时出现，特别是苏氏故乡所在的河北信都郡的“贼”何时出现？征引史料如下。

    《隋书》卷85《段达传》载曰：

    帝征辽东，百姓苦役，平原祁孝德，清河张金称等并聚众为强盗，攻陷城邑，郡县不能御……。

    《资治通鉴》卷181云：

    帝自去岁谋讨高丽，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馑，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米斗值数百钱。所运米或粗恶，令民籴而偿之。又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糇粮，至镇，无所输，皆惧罪亡命。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时鄃人张&#63754；称聚众河曲，蓨人高士达聚众于清河境内为盗，……。自是所在群盗蜂起，不可胜数，徒众多者至万余人，攻陷城邑。

    从上引史料并参照《隋书》卷2《炀帝纪》可知，隋炀帝第一次出讨高句丽始自大业八年正月，下诏书则在上年二、三月间。可以看出，各地百姓疲于军输及贪官污吏的逼迫，于大业七年末纷纷起兵，其中以河北、山东地区为主，后扩散到其它地区。据唐人李吉甫撰著《元和郡县志》卷17及今人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鄃县属清河郡，蓨县开皇五年划归信都郡，清河、信都两郡相邻，漳水从两郡交界处流过。苏定方的故乡武邑县与蓨县接壤。值得注意的是，史书除记载蓨县人高士达[7]聚众起兵外，再未见有信都郡辖下其它义军起事的记载；而且，高士达亦非在蓨县境内起事，而是在清河郡。此或许和《新唐书》卷85《窦建德传》所载清河境内“高鸡泊，广袤数百里，葭莩阻奥，可以违难；承间窃出，椎埋掠夺，足以自资”的自然环境有关，而信都郡却无险可据。因而，信都郡百姓似到邻郡相聚为盗者为数不少，进而给清河郡造成相当大的压力。这样，纠合信都郡各地的地方武装，由郡守或其它将领率领，到邻郡协助剿抚的可能性很高，此大概就是上引苏定方本传中所言“为本郡讨贼”的实际情况。

    那么，苏氏父子随郡守出郡剿抚的时间，应该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如上所述，大业七年末，河北各地义军蜂起，其中以清河郡境内最为有名，而苏定方故乡所在信都郡武邑县却相对平静。因隋朝此时正动员全国力量准备征讨高句丽，故对各地义军未予以特别注意，只是“敕都尉、鹰扬与郡县相知追捕，随获斩之”[8]；因而，此时苏邕率数千人剿抚的理由还不充分。另外，依《隋书-地理志》载：大业五年，信都郡下辖十二县，户168，718。若按平均数计算，每县约有14，059户，隋朝每户平均为5.17口[9]，当时武邑县总人口约是六万人左右。又据《隋书-食货志》载：开皇年间“制人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察焉”。就是说，隋朝基层组织以保、闾(里)、族(党)三级结构统辖，一族(党)有百户，总人数为500余口。可见，苏邕所率里闾数千人当是武邑县或信都郡的地方武装；因为从人数看，组织数千丁壮，绝不是某个或某几个乡闾所能办到的事。

    各地大规模组织地方武装，应该是到了情况万分危急之时，隋王朝必然有相应的诏敕，此当是解决此问题的重要线索。按：大业十年(614)，因各地义军蜂起，“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地方百姓“皆结堡自固，野无所掠”[10]，隋炀帝“命郡县置督捕以讨贼”[11]。次年二月，炀帝以“户口逃亡，盗贼繁多”，诏令“民悉城居，田随近给。郡县驿亭村坞皆筑城”。笔者认为，因形势严峻，隋炀帝诏令郡县置督捕讨贼后，才会出现上述几个或众多的乡闾共同组织地方武装的可能，苏邕即是在此时担当乡闾武装首领，协助郡县出讨。苏定方随父出征亦当在此时或稍后。那么，信都郡此时情况如何呢？上文言及信都郡蓨县人高士达于郡南起兵，后活跃于清河郡境内，但检索史书，从未见信都郡遭受大规模义军“侵扰”的记载，而隋炀帝却在大业十年前后，复令鹰扬郎将王辩“往信都经略”[12]。笔者推测，信都郡可能是隋军及地方武装南下攻讨义军的军事据点之一。苏邕此时随本郡官员或隋朝廷派遣将领出境讨贼当是无疑[13]。据上引《新唐书》苏定方传，苏氏此时“年十五”，大业十年为公元614年，那么，苏定方的生年当可推定为600年，即隋文帝开皇二十年。

    这里还有一疑问，有必要予以澄清。上引《新唐书》、《旧唐书》苏定方本传均载苏邕死后，苏定方“代领其众”，“郡守又令定方领兵”；接着，苏定方“破贼首张金称于郡南，手斩金称”(《新唐书》则云“破剧贼张金称、杨公卿，追北数十里”)。首先，史料中提及的郡守是谁？史籍缺载，不得而知。但据《资治通鉴》记载，两年后，有“隋信都郡丞东莱麴陵”降唐，唐高祖拜其为冀州刺史；此人在当时信都郡担当什么角色，亦难得知晓。其次，苏定方是否手斩张金称，《新唐书》未作明确记载；另据《资治通鉴》卷183大业十二年三月条载，“张金称陷平原，一朝杀男女万余口，又陷武安、巨鹿、清河诸县。金称比诸贼尤残暴，所过民无孓遗”。清河县位于信都郡正南，属清河郡。上述情形不能不使人对苏定方之父苏邕之死产生疑问，他是病死还是战死？史书不载，难以明言。但当时正值战乱，苏邕又亲率地方武装与义军作战，似战死的可能性更大，并极有可能和张金称所率义军有关。另外，关于张金称是被谁斩杀，诸史记载各异。《旧唐书》载苏定方手斩张金称，但《隋书-杨善会传》则载：“金称将数百人遁逃，后归漳南，招集余党，善会追捕斩之，传首行在所”，《资治通鉴》卷183大业十二年十二月条记载更为详细，云：“金称大败，与左右逃于清河之东。月余，杨善会讨擒之。吏立木于市，悬其头，张其手足，令仇家割食之；未死间，歌讴不辍”。综合上述三家记载，不难发现其关联性，姑且试作比证。首先，张金称是被杨善会所率隋军及地方武装擒杀当是无疑。其次，到大业十二年，苏定方可能已归属在清河、信都两郡主持征讨的隋太仆卿杨义臣及清河郡丞杨善会统领，而且直接参与了追捕张金称之战斗。如果这种推定成立的话，可否作这样的理解：即苏定方之父苏邕死于张金称义军之手，苏氏年轻气盛，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追捕缉拿张金称的军事行动苏氏积极参与，而且表现突出。缉拿张金称之后，苏氏作为“仇家”(相信当时所谓的仇家当不会少，苏定方只是其中之一而已)，最终手斩张金称。

    有关苏定方的史料相对不多，其中矛盾之处非细致检讨终难得其详。《资治通鉴》对此问题似亦存有疑问，即表现在该书回避此问题，对苏氏的生卒年一字未载（当然，此亦可能与该书的体例有关）。苏氏的生年，须从《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载，并援引其它史料仔细考证方可得其端倪。苏定方当是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死于唐高宗乾封二年(667)，享年68岁，而非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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