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汤姆熊案判决曾轰动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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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也曾有类似案例，其中一个为人所知的知名案例就是汤姆熊案，当时被告曾文钦在台南一家电子游乐场，将一名10岁男童骗入厕所，然后动手行凶。检察官认为本案证据确凿，而求处被告死刑，但一二三审的法院都没有判处被告死刑，引起社会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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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决指出：被告曾文钦长期深受精神疾病所苦，缺少设身处地、感同身受的同理心，使其认知思考成熟度不若一般成人。最后法官依据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规定：禁止处精神病患死刑，所以没有判处被告死刑。
美国法下设有“精神障碍与心智缺陷抗辩”
美国也曾有精神病患犯案后，以“精神障碍与心智缺陷抗辩”（insanity defense）为自己主张无罪的例子。
在美国法中，所谓的“精神障碍与心智缺陷抗辩”（insanity defense）指被告可因精神疾病提出抗辩，如果陪审团或法院觉得抗辩成立的话，被告就会被判决为无罪。
为什么美国法中会有“精神障碍与心智缺陷抗辩”？康乃狄克州最高法院的助理大法官乔特．卡兹（Joette Katz）解释，我们之所以不处罚精神上有障碍的人，是因为我们认为即使处罚了他们也达不到刑法的三个目的：社会复归（rehabilitation）、吓阻（deterrence ）、应报（retribution）。
一、复归社会（rehabilitation）：
指借由处罚受刑人，让受刑人能够理解自己的错误；或是借由监狱里的教化活动，让他们可以去除犯罪的心理。但是精神疾病的人所需要的社会复归和教育方式，和一般受刑人不同，因此多数认为，处罚他们也没有办法达到社会复归的作用。
二、吓阻（deterrence ）：
借由处罚犯罪，让一般人理解犯罪是不对的，因为若你犯罪就会被处罚，让刑罚对人产生吓阻的效果。然而，一般认为一个无法理解刑法刑罚意义的人，刑罚没有办法对他产生预防犯罪或吓阻的功用。
三、应报（retribution）：
希望处罚犯罪人达到犯罪行为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既然精神病者不了解其行为的本质或陷入无法控制自我的状态，对行为人的应报也就不具有正当性。
因此美国法认为虽然有精神障碍与心智缺陷的人也需要隔离，但监狱并不是一个好的隔离场所，应将他们送往医院治疗。
台湾现行刑法问题在“辨识能力”定义不统一
回到台湾的相关法律规定，我国刑法第19条规定：
一、行为时因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识其行为违法或欠缺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者，不罚。
二、行为时因前项之原因，致其辨识行为违法或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显著减低者，得减轻其刑。
交通大学科法学院教授林志洁表示，其实问题不在精神鉴定，而是“辨识能力”定义标准要统一。例如：辨识能力，指的是辨识、了解行为和事物本质的能力，还是放宽到包括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目前的刑法未对辨识能力有清楚、统一的定义，这是现行刑法要检讨的地方。
再来，究竟严重到光谱的哪一个点，必须被认为是“没有责任能力”，这还是必须由法官或陪审团来判断，不能全凭精神鉴定结果。例如行为人罹患妄想症，但在行为当下是否完全达到没有辨识能力、不必负担刑事责任的程度，这一点仍然要由审判者来判断。所以，如果判决全然接受鉴定结果，而欠缺桥接转化为法律判断的过程，这个判决的说理就显然有不足，也等于是审判者弃守了该有的职责。
（参考资料：汤姆熊割喉案-思考刑法与精神疾病的关系｜龙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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