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方免责、诉讼时效使拐卖追责陷困境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新年将至，中国第二个国家反拐行动计划即将开启。距离2007年12月公 安部成立“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已经过去了整整5年时间。从官方到民间不断推进的“打拐风暴”，随着第一个国家反拐五年计划的结束，留下的思考 仍在继续。

　　目前我国法律对于“人贩子”的刑罚最高可判死刑，但对于买方只要不阻碍解救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事后的惩罚虽然无法弥补当事人遭遇的伤痛，但是 对于拐卖的严惩已经成为各方的呼声。关于追责，还有哪些问题尚未完成？今天播出《2012反拐系列报道》第三篇《血泪追责记》。

　　今年33岁的王保玲，瓜子脸圆眼睛，整体感觉是个南方姑娘的身材样貌。在她带有贵州口音的言语中，会不时冒出几句河南方言。9岁时她被邻居从老家贵州毕节，拐卖到了相隔2000公里的河南鹤壁。她的人生也因为这次拐卖，不断的被拉入谷底。

　　王保玲：很近的邻居，她就给了我一个香蕉，跟我说，你跟我走吧，待一个礼拜我就把你送回来了。她还交代我不要和爸爸说，要是他们知道了就不会让你出去了。

　　这个被家人称作“燕子”的小女孩，就这样跟着一位熟识的邻居阿姨，离开了从小长大的村子。在几经周折之后，她被卖到了河南浚县的一个陌生村庄，有了新的父母和名字。

　　直到现在王保玲对“他们”的称呼还是“养父母”而不是爸爸妈妈。读了两年小学之后，她也就不再上学，平时在家做农活。后来王保玲在村里上了户口，但是在那个家，她是始终个外人。

　　王保玲：我那养母什么都没给我做过，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生日，看着一起去干活的那些小姑娘，她们妈妈对她好，给她们煮个鸡蛋什么的，我看到都特别难受。

　　王保玲说她记不起太多在养父母家的童年生活，觉得始终好像没人把她当成一个孩子，自己也就这样长大了。几年后，养父母家因为翻盖房子欠了钱，就打算多要些彩礼把王保玲嫁出去。一般在农村愿意多掏钱来提亲的，常是有身体残疾的或者难找老婆的人。

　　王保玲：那时也没人帮我，也不知道谁能帮我。我那个养母就骂我，我想不开就偷喝人家的农药，喝了两瓶也没死，还不如那时候死了呢。

　　说到这，从王保玲瘦弱的身躯中，发出了一声绝望的叹息，后来她嫁到了邻村，丈夫不去打工也不种地。在经常没有缘由的打骂中，她生育了两个孩子。在痛苦婚姻中挣扎了10多年的王保玲去年终于离婚，但她辛苦带大的两个孩子都判给了丈夫。

　　王保玲：孩子今年大的十一了，小的九岁了。我就说一点都不公平，来到养父养母这一边，两个孩子也离开我了，我什么都没有了。

　　父亲为了寻找她精神受了刺激，母亲也早已有了自己的家庭，这样的现状让王保玲多年炙热的回家梦，被现实浇得冰凉。而当年拐卖她的那个邻居，依旧 还在那里，过着一切如常的生活。王保玲下定决心，要一纸诉状将拐卖她的邻居告上法庭。但是当地法院并没有受理，理由是这个案件超过了刑法规定的20年追诉 时效。

　　王保玲：一家人毁了。我要去告他们，他们也打听了法律，过了年数，告他们也没用了，他们也不怕我们告。

　　王保玲怎么也想不明白，因为这次拐卖，她和家人在这二十多年中所遭受的痛苦，一刻都没有停止，而为何漫长的煎熬却成为人贩子免除惩罚的理由呢？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反对人口贩运国际合作与保护中心主任张志伟说，刑法追诉期限的设置初衷是为了给犯罪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但是拐卖犯罪有它的特点，王 保玲遭遇的追责困境并不是个案。

　　张志伟：拐卖犯罪现在发现很多的犯罪分子，利用追诉时效制度，很好的规避了刑事责任的承担。这种困境不是个案，在拐卖犯罪这块有普遍性。

　　而追诉时效制度是我国刑法的一项基本制度，对于拐卖犯罪是否可以不适用这一制度，对人贩子的惩罚又是否可以突破这一框架等相关问题，法学界的专 家对此的观点并不一致。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刑法学专家阮齐林看来，在日常的司法实践中，只要案件符合追诉期限的条件，就必须放弃追责。

　　阮齐林：从个人来说，她确实很不幸。但是从国家法制的角度来讲，你要信守约定。既然规定了时效制度，那么过了追诉时效，找不到其它理由的话，那只能放弃诉讼。

　　而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洪道德的观点是，拐卖犯罪对受害人造成的伤害是持续性的，所以应该不受刑法追诉时效的影响。

　　洪道德：人的这种拐卖行为，对人身自由一直处在侵害当中，从没有结束。那么法律规定，追诉时效不是从侵害行为发生开始算，而是从危害后果结束之日开始算。我认为没有过追诉时效这一说。

　　如果那个9岁的女孩没有遭遇拐卖，这些发生在此后的一幕幕悲剧将不会上演。希望法律严惩拐卖的威慑力，能让“天下无拐”的心愿更快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