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每周倾听全国跨性别者困惑 他们被称为跨性别热线接线员

“有些人觉得我往手术台上一躺，钱一交，问题就解决了，而确实是有人是往那一躺、钱一交，问题就能解决。但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

现年 39 岁的张宇书是一名跨性别女性（认同自己是女性的跨性别者，又称男跨女）。目前已婚，育有一子，平时间住在辽宁居多，偶尔会往返北京的女友家。

三年前，她加入“跨性别热线”成为第一批的接线员，当时只有四个人。这是中国首个针对跨性别者的热线服务，他们的工作就是每周倾听来自全国各地跨性别者的困惑，并尽可能提供解决方案。在此之前，她也在网络上进行类似“服务”多年。

2011 年，张宇书进行性别置换手术的第一步 “睾丸切除” ，她说自己 “压在胸口几十年的石头突然落地。”

吃药、做手术是否就是跨性别者的人生解方？张宇书用自己的身体去确认这件事。

做完性别置换手术之后，确实曾带给张宇书快乐，但却没有完全解除她的长年焦虑，“问题总是会有的”，她认为手术对每个人的意义不尽相同，“为什么我要做手术，因为男性激素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会掉头发，发际线开始往后移，这个可以通过手术停下来。你想，就算我再觉得自己像女生，如果我卸顶了，我真的没办法承受这件事。”

张宇书强调，自己不会因为做过手术而鼓励别人进行手术，“像这种不可挽回的决定，必须自己想清楚与决定。有些人做完手术，依然会有焦虑，一方面是融入社会的问题，一方面家长里短的问题，比如说跨性别男性，从小都在女生堆里长大，根本不知道男性社交圈是怎么运作。”

目前张宇书也同时进行跨性别者家长的服务，在她看来，家长与孩子的问题同等重要，而做手术这件事正是跨性别者的父母跟小孩的最大问题所在。

尽管已经从事多年的跨性别咨询服务，张宇书依然认为几种状况让他感到痛苦，一种是成年人的抑郁情况很重，完全无法正常生活、工作，重点是家里也不管。另一种则是小孩与父母的状况越演越烈之后，最后就轻生。

“整个社群平均每个月都有轻生的情况，有些我认识，有些我不认识。这种事情都是负能量，但如果我看到这个事情（热线），能帮到一些人的话，那还是有积极的一面。” 张宇书说接线员们其实也很需要心理上的支持。

今年初，张宇书离开了跨性别热线，退出线上接线员的行列，成为辅助的角色。她说今年有不少新人加入，感觉是个良性循环。截至今年初，她在跨性别热线的接线员服务年资大约两年半。

跨性别者电影《男孩，别哭》电影剧照（图 / 豆瓣电影）

“首先，接线员必须是一个跨性别者，以及对自身有很好的认知。你是想做女生（男生）？还是想做怎样的女生（男生）？这是两种状态。

”

同样身为跨性别女性的鹿蘋，是今年三月才加入接线员行列，目前负责北京同志中心的 “全国跨性别热线” 发起跟管理。她说现在总共有 8 名接线员在线上服务。

“全国跨性别热线” 的前身是北京同志中心的 “跨性别热线”。今年八月，北京同志中心整合来自中国各地的类似服务，像是跨儿中心心理小组、安徽皖爱同志小组、跨青年教育中心等组织共同发起全国跨性别热线。“去年底，我们才收到来自新阳光基金会的资金，大约 10 万元”，鹿蘋说明发起全国跨性别热线的背景。

今年才 21 岁的鹿蘋，却已经历经了几乎每一名跨性别者都曾面临过的困难：性别认同焦虑、激素治疗、抑郁、出柜失败、逃家、辍学等。

2003 年，在重庆的一个小城镇里， 6 岁的鹿蘋与堂姐们一同在姨妈家外头玩耍，不小心把衣服弄脏了，姨妈因为没有男装，拿了堂姐的衣服先给她换上。这个 6 岁的男孩，看着镜子里的女装模样，心中产生难以言喻的悸动。

接着附近一名小男孩经过，看见鹿蘋 “我还记得他当时看我的眼神，就像看女生的眼神一样有点害羞，我很享受那种被当异性的感觉。”

此后，鹿蘋会趁母亲不在家时候，偷穿裙子、丝袜与高跟鞋。不过，随着第二性征逐渐明显，鹿蘋发现自己跟这些服装之间的契合度越来越低，“后来我看镜子时很不满意，觉得自己不够好看、不像女生，这就是焦虑。你会发现跨性别族群里常做一件事，比美，比谁更像女生。这就是很多人的焦虑来源。”

如今，鹿蘋似乎越来越能够跟镜中的自己共处，尽管这不是她心中认为最好的模样。

9 月 23 日，鹿蘋在北京同志中心接受访问时，身穿 T-Shirt 与宽松的牛仔裤，把中长发札成简单的马尾，浏海往后梳。这个装扮与她微信头像上的女装装扮，看起来就像两个人。她笑着解释，今天的打扮很像国家地理频道的摄影师，“因为我喜欢的裙子还没干，而且今天我的背包比较男性化，所以中性装扮比较适合。”

鹿蘋目前已经在北医三院就诊，并且定期服用激素。她说雌性激素在她的身体起了一些作用，一个明显的变化是身体肌肉分布与过往的差异，运动的爆发力与力量也不如以往。

此前，鹿蘋就读北京林业大学，主修食品科学。大三的时候，她带着医院开立的“性别认同障碍”证明向家人出柜，但家人一时无法接受，父亲甚至出手殴打鹿蘋。最后，家人让鹿蘋选择是留在家当个男生，还是干脆离开这个家。

决定离家出走之后，导致鹿蘋辍学，期间她感受到经济困顿的压力，不过也因为接触与性别公益有关的新媒体工作，让她开始学习性别知识，“现在我需要面对更多的是，如何当一个人的问题，而不是当一个女人的问题，就是我得思考要怎么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这些东西都排在手术前面。我一定会做（手术），但不是排这么前面。”

鹿蘋认为目前的社会环境，确实会带给跨性别者生存压力，但这只是一方面，她观察到另外一种现象，就是有些人会把生活的失败或不如意，全部归在性别问题上。所以具体到底是不是因为性别而引发不好的后果，其实是因人而异的。

跨性别者电影《假小子》电影剧照（图 / 豆瓣电影）

“我喜欢过女生，也喜欢过男生，因为疑惑而产生自我认同错乱，最后我发现无论如何，都希望自己被对方以女性的视角对待。”

23 岁的王潇阳也是一名跨性别女性，来自河北，在热线担任接线员的资历大概两个月，九月时离开线上接线员行列。

初中一年级时，王潇阳就发现自己对男性取向的东西都不感兴趣，反倒是女性用品才能引起她的注意。她开始在网上查找资料，逐渐认识跨性别者的信息，接着自己尝试买药服用一阵子。由于是青春期服用激素的关系，她明显感觉到身体的变化。

不过，更让王潇阳感到困惑的是，她也会对女性动心。这让她因为性取向的关系，质疑自我认同，“直到高中，我进入自我纠正时期，交了几个女友。我确实喜欢她们，但我并不是基于男性的状态喜欢她们，而且我也没办法跟她们有真正的亲密关系。”

尽管因为交女友的关系，让她在在学校里少掉一些被歧视的霸凌经验，但性取向与性别认同之间的差异，依然让他度过相当难熬的青春期。

到了大学一年级，王潇阳喜欢上一名学长。她又开始思索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出自于男性喜欢对方的男同性恋，或是又有其他认同，最后她发现，无论如何都希望自己被对方以女性的视角对待。

不过这段暗恋，最终并没有好的结果。当时在缺乏社群支持的情况，加上感情打击，王潇阳承认自己在大学期间有过轻生念头，甚至尝试过自杀。但自杀未遂的经验，反而让王潇阳重新反思自己，根本还没有努力为生活做出改变。

日前，王潇阳因为家人的关系，短暂离开北京回到河北老家，不过回到家后冲突还是越演越烈，只好再度分开一阵子，再次搬到北京。

9 月 22 日，王潇阳出现在北京望京站凯德 MALL ，她穿着印上 Hello Kitty logo 的黑色紧身 T-shirt，以及深蓝色的牛仔裤，留着一头俐落的短发。这是一个相对中性的打扮。

王潇阳的皮肤相当白皙，当天她特别化上粉紫色眼影、擦上淡粉色的唇釉，手上也涂了粉红色亮片的指甲油，她说自己心中的完美女性形象是像桂纶镁那样的中性、率性的风格，“其实我现在的女装装扮，走在路上已经不太会被说是男性了。”

王潇阳说自己并不奢求短时间内与家人或社会的关系，有太多明显的改善，“ 与社会达到平衡很重要，直接跟社会对着干很有勇气，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愿意，也有条件这么做。”

今年六月华盛顿同志大游行里头的跨性别者队伍（图 / Ted Eytan@flickr）

2017 年，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院、北京同志中心，以及联合国开发署一同进行一项研究《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况调查》。

这份报告针对中国大陆地区的跨性别者，提供基础现况描绘。截至 2017 年 9 月，一共收到 5677 份的问卷，其中有效问卷为 2600 份。数据显示，受访者中的跨性别女性占 33.7%；跨性别男性占 30.9%；性别酷儿占 26.4%；易装者 9.0%。

此外，将近 67.6% 的受访者曾经强烈厌恶自己的生理性别、72.8% 的受访者对青春期发育有过强烈痛苦与焦虑。

有超过九成的跨性别者家庭，不接受自己的孩子是跨性别者，在 853 位向家人出柜的跨性别者中，完全不接受的家长占 38.9%；部分接受的是 36%；一方可以接受的是 14.2%；完全接受的则是 10.9%。

正因为原生家庭缺乏支持，社会体系对跨性别者群体的后援又不多，使得有超过四成以上的受访者在不同情况下遭受到暴力，都没有寻求过任何帮助。

北医三院的潘柏林医师说，目前北医三院每周针对跨性别者的门诊数量大概有 20 个左右。至于性别重置手术，一年大约有 10 几个案例是在北医三院进行。总结近三年的状况，平均一年也有 15 个左右的手术案例。

“在我们医学语言里头，这叫易性症，也就是俗称的跨性别者”，潘柏林强调如果有任何跨性别者需要进行激素与手术，都必须符合易性症的诊断前提，这个诊断通常要从精神科医师那里进行。

潘柏林解释易性症就医的过程，分成心理支持、激素治疗与性别重置手术三大阶段，但不是每一名跨性别者，最终都走到最后一个阶段，这当中牵涉到许多现实的因素。如果有任何人走到“性别重置手术” ，潘柏林会建议至少有心理支持长达 5 年以上，以及服用激素有过 1 年以上的时间，作为一个过渡期，“毕竟性别重置手术是不可逆的，是破坏性的，而且存在着并发症风险”。

目前易性症的门诊未成年者也可以看，但根据法律规定，若要在中国进行手术必须年满 20 岁。

潘柏林发现许多跨性别者最大的障碍，都是来自于与家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他认为如果父母能陪孩子一起了解症状，对于缓解孩子焦虑情况，会起很大的帮助。他补充，中国对于跨性别者的就诊环节当中，“心理支持” 的机制与国外比起来，确实是相对落后，尤其是北美、北欧的国家，但这又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实际上，这就是跨性别者热线希望能协助补足的一块。

张宇书表示跨性别热线，并不是专业心理咨询，主要是起了 “同伴关照” 与社群支持的功能。鹿蘋则补充，一般人很难在生活中遇到另一名跨性别者，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全世界只有自己是跨性别者。

根据统计，去年跨性别热线共有 300 多位来访者，平均下来是一天有一名。这些来访者当中不乏有未成年者，年龄最小的甚至有 13 岁，他们许多人正在经历接线员曾经或者是正在处理的困惑。

张宇书强调，作为一名接线员，如果凡事都与来访者产生共情，那个负面能量的叠加是很大的，毕竟每件事自己可能都经历过，仿佛重新体验过一遍。对于她来说，许多问题必须建立在有些实质的解方会更有意义，“能真正能帮到别人的方式，就是提供解决办法，安慰是没有意义的。

《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通过这些接线员的经历与接线经验，另外还整理出几个中国跨性别者面临到的疑惑：

Q：我是一名跨性别者吗？

鹿蘋：不少来访者一上来就会问 “你觉得我是不是跨性别？” 这个问题是我们被问得最多的。通常我们做第一件事是先跟他说明何谓“性别认同”、“性取向”、“性别表达”？然后有个很重要的是，关于性别认同，应该由本人自己认定，而不是别人判断。

我们没有能力去判断这个事情，而且我们也反对接线员对来访者直接进行判断，其实你是跨性别者的话，你自己说了算，你到底内心是哪种性别，就是这种性别。而所谓跨性别者，就是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不同于出生时的生理性别。

另外还有那种 “觉得自己当男生也好、当女生也好，到底算什么？”，其实这是另一个概念“性别酷儿”（Gender Queer）这是超越男女二元性别的认同，也就是说，可以百分之八十是女，百分之二十是男。重点在什么状态自己感到最舒服，那就是最适合的状态。

*注：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指的是一个人在情感上和心理上认为自己属于某个性别。性别表达（Gender Expression）指的是一个人通过衣着打扮、言行举止等外显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性别。性取向（Gender Orientation）指的是一个人在性欲上和情感上持久地被某种性别的人吸引。

Q：爱穿女装等于跨性别者吗？

鹿蘋：我们会分成两种概念，“跨性别者”以及“非性别常规者（易装者）”。易装者（cross-dresser）指爱好穿着异性服装、打扮，却不是希望以异性身份生活的人。易装者与跨性别者最根本差异在于，前者是认同自己的生理性别。

Q：跨性别者要上男厕还是女厕？

张宇书：关于上厕所这个困扰，一个人最多困扰 10 分钟。10 分钟之内必须做决断，要是不做决断，那怎么办？我通常会告诉对方，不管你是什么样，如果你身份证是男性，上女厕所就可能违法的。不管你穿什么衣服，上男厕所都不会抓出来，就是我只会告诉来访者这是有风险的。

鹿蘋：到公共厕所的时候，通常我认为还是要尽量照顾别人的感受，可能看我当天穿得怎样，而去那个性别的厕所，但尽管是男厕，我也还是会去有隔间的。我还是很在意自己的隐私。

Q：我该怎么跟家人出柜？

鹿蘋：通常我们会提供出柜手册给来访者。出柜不是一个立即的事情，而是漫长的过程，很多人会这样想，我今晚就要出柜，你们不同意，我就要死要活。但像我也是花了至少一年才慢慢获得父母的认可。毕竟父母耕深蒂固的思想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一定要有耐心。绝大多数的中国父母是可以“理解”，虽然不一定接受。

我们一般会建议来访者先有经济独立的能力，没有的话，一定要温和。然后，如果你出柜之后，父母要打你或是杀你，是不是已经有预备好的落脚点？像南京市就有个跨性别避难所，是为受到家暴的跨性别者提供一个短暂的安全空间。

Q：我该吃药吗？我该做手术吗？

鹿蘋：跨性别者与其他同性恋群体两点很不一样是，一个同志不需要那么早向同事和家人出柜，但是跨性别的人如果你想做自己的话，务必要跟周边的人出柜。此外，跨性别人士还有一些药物、医疗的需求，其他同志群体没有。

通常我们对医疗的问题规定的比较严格，如果有人问这方面的事，我们会告诉他，要符合怎样的规定在中国才可以吃药。我们不能告诉他们该怎么吃药，但会告诉他哪里可以获得正规药物，也会告诉他如果不是通过正规途径的话，例如从淘宝购药会有怎样的风险。此外，我们也会告诉他们，如果不定期检查身体，又会有怎样的风险。

潘柏林：如果是跨性别女性，要服用的激素会有抗雄激素与雌性激素。不过由于服用激素必须要有易性症的开立证明等条件，所以现阶段也存在不少人会通过网购买药。

事实上，长期服用激素也是会有副作用，像是肝肾功能的损害，雌性激素可能也会影响血栓的形成，或是血糖、血脂的异常，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风险，通常我们会建议三个月都要定期健检，若发现不对的情况，就减量或是停药等。不过这些也都是很看个人体质。

Q：作为一名跨性别者是不是不容易找到工作？

张宇书：几乎每个人都会考虑就是将来我做什么，有些小孩在 15、 16 岁跟父母出柜然后被赶出来，那接下来他们做什么？长得好看的可以去卖肉体。长得不好看的都卖不了。

过去有很长一段，这两个东西直接关联的，包括现在有些公益组织也只针对跨性别性工作者去做服务。我个人觉得即便是卖肉体也是个人权利的一部分，他是灰色产业。但我只觉得如果一个迫于生计去选择这个职业的话，那是非常糟糕的。其实这个情况还是挺多。

鹿蘋：媒体上对跨性别的形象很偏颇，会觉得跨性别者找不到工作，大多数都去卖淫，因此很多人会担心自己做了性别置换手术，就会跟他们一样，导致人生很迷茫。我上大学之后第一次认识一位跨性别女性，是在北京当程序员，当时我就知道跨性别者不只有卖淫的，有各行各业。

今年 6 月 18 日世界卫生组织（ WHO ）正式发表最新一版的《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版》（ICD-11），首次把 “性别不一致”（Gender Incongruence）从精神病中除名，接着改列于性健康的章节中。此前，WHO 所出版《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中把跨性别人士列为“性别认同疾患”。

过去，除了 ICD 将跨性别列为精神疾病，还有《精神疾病统计诊断手册》（DSM）和《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也都将此列为疾病。

这样的进展与变化，使得跨性别者在全球的讨论声浪与权益逐渐在各地爆发。

以中国来说，去年一月，贵州省一家法院针对中国首例涉及工作场所跨性别人士歧视的案件做出裁决，法院认为原告被解雇确实属于非法，但没有证据表明这是跨性别歧视的结果。

原告代理律师黄沙，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个案件也反映出企业的违法成本是非常低的，” 黄沙在谈及本案赔偿金额时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就业歧视情况非常不好。”

在鹿蘋等人看来，现阶段许多社会上跨性别的问题，其实都来自于知识与常识上没有进行更完善的普及。错误的知识除了加深社会歧见，也会让许多处在青春期探索阶段的的人们陷入痛苦。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接线员姓名皆为化名

题图《假小子》电影剧照来自豆瓣电影